美國人在悲觀之際為何還在加大消費？

從“痛苦指數”(Misery Index)上看，美國人不應該那麽痛苦。但他們可能只是最近才開始意識到這一點。

該痛苦指數由經濟學家Arthur Okun創建，是將失業率和通貨膨脹率簡單加總。該指數在1976年美國總統大選之際首次名聲鵲起，當時卡特(Jimmy Carter)在與時任總統福特(Gerald Ford)爭奪下一屆總統寶座的競選活動中強調了該指數的高企。但這反過來也讓他自己吃到了苦頭：1980年，當卡特對戰裏根(Ronald Reagan)競選連任時，該指數水平甚至更高。

2020年4月，新冠疫情危機導致失業率上升，推動痛苦指數升至近40年高位。到了去年年中，縱使失業率下降，但之後通脹率回升，所以痛苦指數看起來仍然居高不下。此後，隨著通脹降溫、失業率處於低位，該指數急劇下滑：11月份，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失業率為3.7%，消費者價格同比上漲3.1%，在這種背景下，該指數觸及6.8，相比之下2022年6月為12.5。

然而，衡量消費者態度的指標直到最近才有所回升，而且仍然相當低迷。例如，密歇根大學(University of Michigan) 12月22日發布報告稱，其12月消費者信心指數從11月份的61.3躍升至69.7。但該數字仍略低於2020年4月的71.8。2020年2月，該指數為101。

這很奇怪。從歷史上看，與痛苦指數相反的指數——我們稱之為幸福指數(Happiness Index)的漲跌往往會追隨消費者信心指數。但在過去的一年裏，幸福指數上升了很多，而信心指數卻沒有相應地提高。

二者之間的差異有助於解釋一些人一直困惑的問題：為何美國人在如此悲觀的時候還能增加消費，包括在今年的假日購物季？答案的一個重要部分是，強勁的就業市場加上通脹降溫，帶來了經通脹調整後的實際工資增長，為人們提供了繼續消費的收入。

這並不是說人們的感受對消費沒有影響。約翰·霍普金斯大學的經濟學家Christopher Carroll在與Jeffrey Fuhrer和David Wilcox共同展開的研究中發現，密歇根消費者信心指數對消費確實有一定的預測價值。但實際勞動收入更重要。

因此，更大的問題不是為什麽美國人在如此明顯悲觀時仍在消費，而是為什麽信心指標如此低迷，即使在最近的就業和通脹數據顯示他們不應這麽痛苦之際。Carroll表示，政治極化加劇是一個原因。自從總統拜登當選後，共和黨人的情緒就低落了許多，以至於目前密歇根大學信心指數中衡量共和黨人信心的指標比2020年初新冠疫情重創經濟時要低得多。

或許還有一個原因：盡管通脹已經降溫，但美國人最近的通脹經歷留下了更持久的印記。11月份美國勞工部的消費者價格指數比疫情暴發前高出19%。經濟學家Ryan Cummings和Neale Mahoney的分析表明，通脹沖擊對信心的影響就像有半衰期一樣，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減弱。

疫情本身也留下了印記。美國人共同經歷了這個國家有史以來最痛苦的時期之一。僅僅因為最近經濟表現不錯就期望他們感覺好一些，可能有點過度。

在明年的大選之年，政治極化情況很難好轉，不過人們對通脹和疫情的記憶或不斷淡化。人們也許很快就會感覺不那麽痛苦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