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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聯儲政策溢出效應會否持續?多國專家外灘熱議全球貨幣政策

作者: 亓寧

      [ 相比過去一攬子提振經濟的傳統政策,(疫情以來)這次美聯儲采取了非傳統貨幣政策,即更專註於短期的利率走向(比如量化寬松),其後果是長期增加了政府債務水平。央行擴表帶來商業銀行被迫擴表,但銀行增加套利交易導致了市場失靈、資產負債端錯配。在美聯儲為調動利率快速縮表之後,銀行層面的風險在今年3月逐漸浮出水面。 ]

  剛剛過去的「超級央行周」,各國加息節奏逐漸放緩,包括美聯儲、歐洲央行、英格蘭銀行、瑞士央行等在內的多國央行宣布暫停加息,或暗示加息見頂的信號,全球貨幣政策「過山車」進入新的階段。中國央行則年內第二次降準25個基點。

  但以美國為代表的主要國家激進的貨幣政策,在錨定宏觀目標的同時,在一定程度上幹擾了金融穩定性。在此背景下,關於央行職責定位、目標選擇的討論增加。

  此外,美聯儲激進加息吸引外資回流,削弱了抑製通脹的效果,同時給新興市場國家帶來嚴重的外溢效應,這種影響可能還將持續。9月22日,在第五屆外灘金融峰會上,來自多國的貨幣政策專家就上述問題展開激烈討論。

  央行職責與目標之爭

  持續激進加息與居高不下的通脹,仍是當前美國經濟的一大擔憂。不過,印度央行原行長、芝加哥大學布斯商學院經濟學教授拉古拉姆·拉詹(Raghuram RAJA)認為,通脹之外,金融穩定性問題也值得關註。

  拉詹對比疫情及國際金融危機期間分析,各國擴張性財政刺激政策下,通脹水平仍低於2%目標。他認為,通脹屬於貨幣政策範疇的問題,在目前的全球經濟狀態下,實現通脹目標的重任必須放在央行身上,完不成(通脹)目標就沒有辦法完成經濟增長目標。

  但是,相比過去一攬子提振經濟的傳統政策,(疫情以來)這次美聯儲采取了非傳統貨幣政策,即更專註於短期的利率走向(比如量化寬松),其後果是長期增加了政府債務水平。央行擴表帶來商業銀行被迫擴表,但銀行增加套利交易導致了市場失靈、資產負債端錯配。在美聯儲為調動利率快速縮表之後,銀行層面的風險在今年3月逐漸浮出水面。

  拉詹認為,基於宏觀調控的職責,美聯儲的措施可以理解,但也要考慮貨幣政策帶來的金融穩定性問題。他認為,包括美聯儲在內的各國央行作為市場監管者,一方面要有製定貨幣政策的權力,並致力於服務經濟;另一方面,應該將金融穩定性與貨幣政策分開,但目前二者「好像粘在一起了」。

 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、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也表示,美聯儲這種短期加息必然會帶來金融市場波動,包括銀行業的危機,其影響路徑在於:量化寬松貨幣政策—釋放巨額流動性—加息,政策利率快速升高—資產負債錯配帶來市場沖擊。

  相比之下,在全球金融市場環境變化尤其美聯儲激進加息節奏下,中國的貨幣政策沒有簡單跟隨,而是基於中國的宏觀經濟和通脹形勢,選擇了更具自主性的政策,保持了總體穩健,即在收緊和放松兩個方向上都相對謹慎。王一鳴表示,我國的貨幣政策總體在一個合理區間,且中國央行在人民幣匯率方面也繼續推進市場化,匯率彈性進一步增強。

  提到央行的職責定位和目標選擇,多位專家認為,央行應該集中精力放在主要目標上,比如確保價格穩定、充分就業/穩定增長、金融穩定等。

  拉詹表示:「央行如果太分散精力可能不是一件好事。」美國哈佛大學教授、美國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傑森·福爾曼(Jason Furman)認為,從中長期來看,央行不應該在控製通脹之外再考慮更多的任務。

  王一鳴認為,中央銀行有著本身的職能規定,核心目標在於控製通脹、充分就業、穩定增長,但在綠色轉型中也扮演著重要角色,因為所有的市場主體都要融資,都要通過融資來推動生產活動,央行可以發揮間接性推動作用,但還有很多部門應該發揮更重要的作用。

  政策外溢效應或將持續

  王一鳴認為,金融穩定性風險之外,美聯儲此輪貨幣政策變化帶來較大的溢出效應,尤其是對新興市場的影響更加值得關註。

  第一,資本大量回流美國等發達經濟體,新興市場面臨資本流出的巨大壓力,從而帶來匯率貶值,這給基本面比較脆弱的國家的金融市場帶來了比較大的沖擊和影響。

  第二,為防範資本外流以及應對國內通脹,新興國家跟隨美國采取比較激進的加息政策,導致疫情沖擊後經濟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,增大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壓力。

  第三,美元升值帶來新興市場債務規模膨脹和債務成本迅速上升,正在孕育甚至已經導致了部分結構比較脆弱的新興市場債務危機。

  第四,美聯儲激進加息引發全球投資者情緒或市場預期的變化,新興市場的股市、債市面臨巨大壓力。

  第五,發達經濟體跟隨貨幣政策調整,普遍抑製了需求,從而對新興市場出口帶來直接或間接的消極影響。

  在美聯儲加息尚未「封頂」的情況下,此輪政策外溢效應是否會持續?王一鳴認為,資本回流美國和美元利率擡升,導致美國金融市場流動性甚至比疫情前還要寬松,加息對通脹或核心通脹的抑製作用並不能完全有效發揮出來。

  而目前,資本回流和美元利率提升的趨勢並未明顯轉向,他認為,這種不對稱式的外溢效應還會持續。

  美國財政部原副部長、花旗集團全球首席經濟學家內森·希茨(Nathan Sheets)認為,雖然當前美國通脹得到了一定程度抑製,9月暫停加息,但考慮到接下來宏觀經濟下滑甚至陷入蕭條的可能性,美聯儲依然可能采取激進措施。

  福爾曼也預測,美聯儲接下來很可能還要再調整聯邦基金利率75個基點或25個基點,主要取決於接下來的高通脹變化。

  通脹目標要不要提高?

  對於當前的美國經濟,福爾曼認為,最大的風險不在於「硬著陸」,而是「沒有任何著陸」。美聯儲設定的通脹目標不斷被超越,勞工市場依然非常緊且工資水平較通脹目標高出1.5%~2%,接下來一年勞動力市場的發展和態勢仍需要繼續觀察。

  他認為,當前美國經濟的恢復是超出預期的,但也有兩大風險值得註意,即衰退和全球經濟的漣漪效應,包括其他央行采取的政策。

  希茨指出,不僅美國,當前歐洲、日本等主要經濟體央行都面臨更加復雜的環境。

  對大多數央行來說,之前的通脹目標是設定在2%,隨著環境變化,市場也在討論是否要提高這一目標。福爾曼認為,區別於一開始設定一個更高的目標,如果再次把利率降到零是不太理智的,但在當前提高通脹目標也是非常危險的。

  他建議,對美聯儲和歐洲央行來說,首先是要把通脹控製住,然後不斷強調未來將通脹設定在一個區間,比如2%~3%。「我比較希望美國能領先這樣做,現在澳大利亞已經這樣做了。」福爾曼說。

  拉詹和希茨也表示,未來可能可以將通脹目標設定得更高(比如3%),但當前的時點並不適合。

  「我覺得至少現在不能去變動,因為央行都做了承諾,現在調整政策目標的話,會給市場預期帶來很大的變化,」王一鳴強調,因為當前環境已經發生一些變化,這個問題確實需要討論,「原來更多是從需求端考慮問題,(應對)需求膨脹所帶來的通脹,現在全球的碎片化、逆全球化、製造業回流、供應鏈中斷等供給端的沖擊正在增加。我們在評估政策目標時,需要考慮這些因素。」